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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11月12日

公元764年农历十月二十一（公历11月12日），黎明前的长安城笼罩在深秋寒意中。唐代宗李豫在寝宫中辗转难眠，边塞急报一封接一封传入宫中——原州陷，邠宁破，吐蕃骑兵直逼长安。

天色未明，禁卫军统领匆匆入宫，带来一个更坏的消息：吐蕃前锋骑兵已抵达长安城西的渭水北岸。刹那间，宫中乱作一团。

代宗再也顾不得天子威仪了，仓促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，自己则带着妃嫔、皇子及少数亲信，狼狈地逃出长安东门，直奔陕州（今河南陕县）。

这是唐朝立国146年来，皇帝第二次被迫逃离。66年前，玄宗在安史之乱的烽火中逃往蜀地；而今，他的孙子代宗则在一场更为突然的危机中重蹈覆辙。

长安城内的官员和百姓清晨才惊觉天子已逃。顿时，这座帝国都城陷入了混乱状态。乱兵、暴民开始抢劫府库、富户，长安街巷狼藉一片。而吐蕃大军已经越过咸阳桥，兵临城下。

我们不禁要问：那个曾让“天可汗”威名远播的大唐，何以衰败至此，连都城连都城都无法防守？

答案就藏在安史之乱的余烬里。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（755-763）虽然平息，但大唐帝国已元气大伤。

叛乱期间，朝廷将西北边镇的精锐部队在被大量调往平叛中消耗殆尽，导致西部防线空虚。与此同时，吐蕃却正值国力强盛期，趁机蚕食了河西、陇右大片唐土。

更为致命的是，唐朝内部出现了致命的伤口。时任天下兵马副元帅、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，这位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功勋卓著的将领，因遭到宦官骆奉仙、鱼朝恩的猜忌与构陷，被逼上了反叛之路。正是他，引导吐蕃和党项联军进攻长安。

除此之外，吐蕃能够如此迅速地突破防线，关键还在于唐朝防御体系的崩溃。

传统上，长安以西设有四道防线：

原州（今宁夏固原）至会州（今甘肃靖远）防线；

邠州（今陕西彬县）至宁州（今甘肃宁县）防线；

凤翔（今陕西凤翔）防线；以及最后的潼关天险。

然而此时，原州早已陷落，邠州防线也被绕过，吐蕃骑兵采取了迂回战术，从凤翔以北的山区直插长安。

而这一切，都被权宦程元振封锁了消息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“吐蕃入寇，元振不以时奏，致上狼狈出幸。”

直到兵临城下，代宗才得知真相。这种信息封锁，使长安失去了最后的备战时间。

可以说，吐蕃的长驱直入，是唐朝的内部纷争、战略调配失衡、以及边疆防线空虚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吐蕃军队进入长安后，并没有像安史叛军那样大规模屠城。他们首先做的是建立傀儡政权。吐蕃主帅马重英（吐蕃名：恩兰·达扎路恭）立邠王李守礼长子（《资治通鉴》误作其孙）、广武王李承宏为皇帝，并设置百官，试图以唐治唐。

这一招极为高明。通过扶植傀儡政权，吐蕃既为自己赢得了合法性，也分化了长安士民的反抗意志。不过，这个伪政权仅存在了十五天，随着吐蕃撤军而灰飞烟灭。

关于吐蕃在长安的十五日行为，史料记载颇有分歧。

《旧唐书》称“吐蕃剽掠府库市里，焚闾舍，长安中萧然一空”；而《新唐书》则仅提及立傀儡皇帝之事。

我们或许可以推测，吐蕃军在长安城内进行了有选择、有限度的抢掠，目标集中在府库与富户，而非大规模屠杀，否则，很难解释一个有着百万人口的城市，在吐蕃军占领期间城市秩序没有完全崩溃。

其实，彼时的长安经济已大不如前。历经安史之乱的蹂躏，许多贵族世家早已迁往洛阳或南方，这座城市虽然仍是帝国象征，但已不复当年的富庶。

吐蕃在占领长安十五天后，突然选择撤军，传统史家将其归功于唐军将领郭子仪的疑兵之计。诚然，郭子仪在长安周边收拢、招募散兵游勇，虚张声势，使吐蕃误以为大军压境。然而，细究此说，不难发现其中带有史家的美化意味。

如果从战略与现实因素来看，吐蕃撤军的原因有三：

首先，吐蕃此次出兵本质上是闪电式的奇袭，他们的目的是震慑唐朝、掠夺财物，而非永久占领。作为一个以高原为根据地的政权，吐蕃缺乏在关中平原长期驻守的能力，特别是要维持漫长的后勤补给线，几乎是一件无法办到的事。

其次，仆固怀恩的反唐联军内部也出现了分裂，党项、吐蕃与其他部族之间利益交织，互相猜疑。加上唐朝各地的勤王军队纷纷向关中逼近，一旦形成合围，吐蕃军面临退路被截断的巨大风险；

第三，季节因素也很关键，深秋过后即是严冬，吐蕃军队需要在大雪封山之前返回，否则将面临补给断裂。此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就在吐蕃东进之时，西面的回纥汗国蠢蠢欲动。如果吐蕃主力长期深陷长安，其西部边境将面临巨大风险。

与安史之乱相比，吐蕃占领长安事件在官方史书中被刻意轻描淡写。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对此事的记载相对简略，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虽较详细，但也未充分展开。

这种历史叙事的淡化，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。对唐朝统治者而言，此事无疑是奇耻大辱，堂堂天朝皇帝，竟被“蕃夷”赶出京城。

但更重要的是，此事暴露了唐朝中央军的软弱无能。最终收复长安还需依靠郭子仪等地方节度使的实力，这进一步强化了藩镇割据的合法性。

然而，吐蕃占领长安只是中晚唐西北危机的一个开端。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，吐蕃几乎每年秋季都会骚扰关中，甚至一度攻入凤翔，威胁唐陵。

直到公元848年，张议潮在沙州起义，才逐渐收复河西失地。但那时，大唐帝国也已日薄西山了。

从更广阔的视角看，764年的这场危机，标志着中世纪唐帝国主要外部威胁的根本性转变。初唐时期，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突厥；而中晚唐时期，最大的边患变成了西南方向的吐蕃。

吐蕃之所以能成为唐朝的劲敌，在于它并非传统的游牧政权，而是一个兼具农牧、拥有成熟行政体系和强大军事能力的帝国。他们不仅会骑兵突袭，还能攻城略地，甚至懂得建立傀儡政权。

在唐与吐蕃的长期博弈中，河西走廊的失守（764-786年间逐渐陷落）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随着河西陆路的阻断，南方海上通道逐渐成为贸易中心。长安曾经辉煌的繁华虽未完全消逝，但城市的经济与人口结构，已悄然发生变化，南方的经济地位逐渐上升，这种地理经济格局的变化，一直影响到宋代。

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看到的不仅是大唐帝国的耻辱，更是帝国系统性崩溃的开始。

表面上看，这是宦官专权、军情不畅导致的突发事件。但深层原因，则是帝国战略资源的失衡——将主要军事力量用于防范河北跋扈的藩镇，导致西北千里防线形同虚设。而为了填补空缺，朝廷又不得不重用那些心怀异志的降将，比如仆固怀恩等人，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当代宗返回长安后，他痛定思痛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尤其是加强了神策军建设，试图重建中央武力。这些措施，使大唐帝国的国祚得以延续近一个半世纪。然而，藩镇割据和边疆威胁已成为帝国无法消除的顽疾。

千年已过，当我们漫步在西安（古长安）街头，已很难想象764年那个混乱的秋天。但历史的教训却穿越时空，依然警示后人：

任何伟大的文明，其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外部的强敌，而是内部机制的僵化与权利的腐朽，帝国再辉煌，也需兼顾长远。

参考资料：

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《吐蕃史》

————☀本文完结☀——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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